农村的出路
“回不去的农村，融不进的城市”，是很多农村青年在城市里面临的尴尬与悲伤。
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农村、农民与农业的问题，农民如何增收？粮食安全如何保障？农村如何避免衰败？
其实，问题本身远远超出了农村范畴。比如，农民打工人如何真正成为城里人，这是城市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企业如何进入农村投资，这是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是城市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
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农村的中国问题，后者是一个更加透彻的视角。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农民与农村的出路。
本文逻辑
一、农民与自由市场
二、农民与城市文明
三、农民与农村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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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农民与自由市场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是一个游离于货币经济之外的社会。
分田到户后，粮食产量较之前有所提高。当时的农田面积、肥料、农药、种子及耕种技术变化不大，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这就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作用。
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当时面临的问题不是吃饱穿暖，而是没有现金，一个家庭要拿出几百块钱来都颇为困难。为什么？因为没有市场。当时的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而不是货币经济。即便有些粮食、蔬果等劳动剩余，也没有渠道和市场销售。同时，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剩余，也没有相应的市场吸纳。
为什么会有劳动力剩余？
由于没有启动自由市场，农村劳动力只能扎堆农业。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规模固定与技术稳定的农业领域（如一亩地），人均产值就越低。所以，外出打工，就成了当时农村青年的唯一出路。
通路，启动了自由市场。
当时喊得震天响的口号是“要致富，先修路”。什么意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修路相当于降低了交易费用。乡村与城市通路，信息开始互通，供给与需求自发性地形成，进而促成交易与价格，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自由市场启动。
信息，或者叫思想市场，是自由市场启动的第一步。当时，农村观念保守，信息不通提高了心理的交易成本。港台文化通过影视的方式进入乡村，一些长辈不希望青年外出打工“学坏”，或者遭遇资本家的剥削和流氓的欺负。但是，道路修通后，更多真实的信息反馈回来，很多人开始外出打工，出现了第一批“外来妹”。
在南方，早期创富的乡镇和乡亲，都与早期通路直接相关。比如，湖南、广西、福建和江西都紧邻广东，但是湖南人在广东这边创富更早一些。除了湖南人勇于闯荡的精神外，湖南与广东通铁路更早是关键。江西开通珠三角的铁路已是1997年的事情了，高速更是2004年才通车。
通路后，首先启动的是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农产品市场。
乡亲传帮带是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创业的主流模式。这与南方的宗族社会有很大关系。通常，最大胆的几个青年提着一袋衣服跑到珠三角进厂打工。一年到头，赚了一点钱回家过年，他们通常会购买一些时尚的衣服。现在看来当时一年打工赚得钱实在太少，但是对游离于货币经济之外的农村来讲，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年后，这几个人会带一些乡亲一起去打工，在同一个厂，或介绍类似的工作。
如果这个工厂或这个产业效益好，如深圳的电子、东莞的服装、顺德的家具，会有更多的乡亲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参与进来。这时，原始的乡村信用体系发挥了作用，宗族文化与乡亲信用大大降低了信任成本，相当于降低了交易费用。
率先创富的往往是那些具备“企业家才能”的打工者。通常，工厂订单持续增加，工厂老板一时无法拓展工厂，会支持个别“能干事”的工人去外面兴办一两个外协厂。外协厂，开始时规模都很小，更像家庭小作坊，负责的工人往往会找几个老乡过来一起干。随着原始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多，这类外协厂的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打工人成为了小工厂主。同时，越来越多老乡加入到这些工厂。这些外协工厂有个别在精明的工厂主带领下可能做大。
这种模式，像制造业的“航母群”。原始工厂是一个超级航母，周边围绕着一群外协工厂。这种模式在外贸领域很常见。进入千禧年后，中国的外贸订单持续扩张，制造业的航母群“水涨船高”。航母规模越来越大，这个产业集群就越来越大，创富的工厂主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会发现，中国很多产业集群都有“乡缘”特色。珠三角的电子、石材、家具、服装等产业，由某些地方的人集中参与甚至控制，他们可能是漳州人、潮汕人、桂林人。
有部分“功成名就”的企业主选择返乡建厂，这也算是荣归故里。当年，一些农民坐上开往城市的绿皮车或大巴士，忐忑不安的内心也怀揣着各种期待。在所有设想的美好场景中，我想荣归故里是他们最为渴望的。
过去一些年，不少内地政府承接沿海工厂，在广州、深圳设招商办，举办招商会、地方商会，邀请外出创业成功的老乡返乡投资。有些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规模不小的产业集群。比如江西有一个城市专门为顺德家具提供代工，湖南一个城市为珠三角电子提供代工。这些工厂多数是成功的企业主返乡创建的。新一代青年农民在距离乡村不远的工业园打工。这是过去南方乡镇经济发展的一种路径。
农民外出进城打工成为产业工人，再转变为工厂创业者，然后返乡投厂，中国农民企业主的成长历程具有明显的乡缘属性。在市场发展初期，法治环境不完善，创业风险极大。乡亲传帮带的好处：一可以稳定工人团队，促进工人技术进步，很多领域都有专门的“地缘”工人，比如赣州师傅、泉州师傅；二可以降低供应链风险，缓解资金压力。
费孝通先生描述的中国乡土信用关系，正在被自由市场与城市社会瓦解，但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中国制造业及自由市场之中。
在过去四十年，农民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廉价劳动力”。但其实，农民是中国自由市场启动的关键力量。在企业家群体中，有早期的港商、台商，也有后期的欧美投资者，还有九十年代下海的官员，以及千禧年之后的知识创业者，但是最不能忽略的是农民企业主。
在八十年代自由市场启动初期，神州大地只有农民群体具备“企业家才能”，可能转型成为企业主。因为农民是唯一没有被纳入计划经济体系的群体。我们在讨论，苏联解体30年，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形成自由市场？因为没有企业家群体，苏联将绝大部分人纳入了计划体系，耕耘了几代人，消灭了竞争意识、创造能力和冒险精神。
中国的情况存有差异。我们今天讨论东北衰落、经济南移，为什么？东北是中国计划体系最为完整的地区，改革开放后，东北缺乏启动自由市场的群体。整体上，南方的市场启动要优于北方，市场发达程度要强于北方。这是南强北弱、经济与人口南移的根本原因。南方的自由市场启动靠谁？
靠农民。南方的计划体系要弱于北方，尤其是广大南方的山区农村。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只实施了短暂的时间，南方农民游离于计划经济之外，他们当年被贫困所迫渴望外出创富。八十年代自由市场打开后，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搞货运，卖快餐，卖水果，几乎无所不干，敢想敢干。像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的陈江河和骆玉珠，中国市场上可以找到无数个这样的农民企业主。他们中每个人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是中国的商业历史上最令人感慨的故事。当然，绝大多数农民还是在工厂里打工赚钱。
400年前的欧洲，脱离城邦的农民、流民及“贩夫走卒”启动了近代自由市场。40年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中国，农民启动了中国的自由市场，然后才有下海潮、外资潮。
02
农民与城市文明
但是，中国企业主及工人，他们的竞争力又是脆弱的。脆弱性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方面，一个是非市场方面。
中国农民企业主的生存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他们对超级航母的依赖性很强，超级航母又依赖于海洋。这些年，国际贸易环境不如2008年之前，超级航母的吨位在下降，依附于航母生存的外协工厂生存变得艰难。一旦超级航母消失，大型工厂倒闭或整体迁移到东南亚，整个园区与之配套的上下游工厂都面临灭顶之灾，大量适合农民工人的就业岗位也就随之消失。这种例子在近些年并不鲜见。
如今，我们在新一代农民或打工人身上很少听到像陈江河和骆玉珠那样的故事。一方面原有的国内外市场趋于成熟和饱和，进入门槛更高，外协订单减少；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迁移红利衰退，这种模式的创富机会在减少。
过去几十年，中国享受了欧美世界技术迁移的红利，农民工人及农民企业主也是如此。如今农民工人面临的困难，其实是中国整个制造业的技术迁移红利衰退的问题。依附于超级航母生存，本质上是依赖于超级航母转移过来的技术与设备，大量外协工厂缺乏真正的技术，也缺乏技术改进的动力。除了引进新设备外，新一代农民工人较上一代农民工人，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并未领先多少。创业机会越来越少，又无法赚取技术性工资，这让新一代农民工人不太愿意留在工厂。
他们更愿意去当骑手送快递，送外卖，跑滴滴，安装电信网络。为什么？因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要强得多。他们知道怎么使用网络交流，使用手机接单。尽管被算法锁定，但新一代农民工人更希望以这种方式谋生，并渴望穿行在城市大街中寻觅到商业机会。一位开滴滴的司机跟我说，他后悔自己花了十年的时间待在工厂，认为那是愚蠢的行为。司机说，他开滴滴后赚得钱比之前更多，也获取了更多的信息。当然，这不是骗各位去开滴滴的故事。
中国农民企业主及工人的脆弱性还来自非市场性的城乡壁垒。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过去中国农民状况得到改善，靠什么？靠他们启动的自由市场。路修通了，他们进城打工创收，之后返乡创业。同时，农民把本地的水果和蔬菜运往城市销售。
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这个过程，技术没有太大的变化，就因为自由市场启动，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市场重新配置了资源，财富就增加了。
这是农民致富的经济学逻辑。
但是，现在农民、农业及农村的发展问题，正是背离了这种逻辑所致，具体来说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不可否认，八十年代的城乡壁垒要比今天多得多，来深圳入关要暂住证，跨个县可能需要缴纳过路费。但是，当时的农民求富心切，只为多赚一点钱拿回家。如今新一代农民，他们进城打工，渴望在城市里留下来，让自己、孩子和家人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这里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城市化？城市不等于产业聚集地，也不等于楼宇聚集地。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换体系，而维系这一体系需要一个高效的公共资源体系。这个公共资源体系是城市化的文明成果。
户籍曾经是中国农民与市民的身份识别码，是城乡二元经济的门槛。过去，对进城打工的大部分农民来说，他们并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洪流中的一粒沙子。
如今许多城市开始取消户籍限制，很多农民可以入户城市。但是，比户籍限制更高不可攀的是房价。房子是农民进城的昂贵门票。房子与教育资源挂钩，没有自己的房子，农民没有相应的教育公共配套。他们中一些人只能到较远的地方读公立学校或读不理想的私立学校。这让农民欲迁家而却步。大量农民居住在城中村，如果他们的孩子进城入学，城市能够提供保质保量的学校、住房及医院配套吗？
所以，进入城市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出路。过去40年，尽管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但是目前农业还处于边际收益率递减的阶段。换言之，农村的劳动力还是过剩的，农业的人均产值还是很低。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大量的农民种地，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农业技术水平极为低下。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而需要农民的数量却越来越少。这是农业现代的历史经验，也是技术替代的逻辑。
有人说，农民不愿进城打工说明城市的吸引力下降了。过去几十年，农民大量进城压低了工价，另一边随着劳动力流失，乡村的工价反而上涨。如此此消彼长，城市就业的吸引力不如当年。但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不完全是一个自然替代，主要是城市公共资源不足不均，抑制了农民进入城市。
假如公共资源不足（注意前提假设），农民不愿意进城打工，用工成本增加，反过来会抑制劳动力需求，降低雇佣数量，导致更多工人失业。需要怎么理解这个逻辑？
通常，企业主兴办工厂，提供就业，工人打工，进而产生税收。政府以税收收入为城市提供公共资源，比如市政、安保、消防、公路、学校、住房、医院等等，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才，城市更加兴旺。如果税收未充分投入到公共资源上，城市或国家的竞争力则衰退，不利于农民进城打工、创业赚钱。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
所以，政府提供更多的城市公共资源，是在解决城市的劳动力问题，也在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有人提出，农民大规模进城，农村和农业怎么办？
过去几十年，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一些乡村人口萎缩，甚至出现空心村、老人村。我们眼看着，不少自然村落凋零、衰落、消失。当然，或许它们从来就没有兴起过，但至少这是一种令人伤感的乡愁。
自然村落的衰落似乎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人口、资本、信息与技术都向城市集中。集中带来规模效应，城市提供的公共资源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这似乎符合经济学的逻辑。
但是，当看到美国、欧洲、日本的农村时，我们又会感觉到：中国的农村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问题出在哪里？
03
农民与农村出路
这是我要讲的城乡二元经济的另一面，那就是农村的市场隔离。
过去，城市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启动了自由市场，信息、资本与劳动力的流通禁忌更少。农村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资源充分流通的市场。农村也有自由市场吗？
其实，农业不是传统行业，农村不是落后社会。
更准确说，产业与能源一样，没有新旧之分，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只有效率高低的差异。美国、日本的农业具有相当的技术含量，美国的农村不仅有自由市场，而且是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世界上最先进的种子公司、化工公司为农场主提供种子和化工技术，先进的农机制造工厂为农场主提供耕种设备，农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同时形成庞大的期货、信贷与保险市场。这就是美国农业的自由市场。
在美国，农业就业人口已经少之又少，但他们支撑着全球粮食市场。美国的农村也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美国农民平均收入并不低，乡村公共资源也相对丰富。可见，农业也是可以赚钱的，农民在乡村也可以过得很好，尽管农民的比例不高。
再看中国，中国一些相对富裕的农村，也是自由市场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比如一些具备旅游资源的农村发展成为了特色小镇、生态乡村、民宿乡村。这就是中国乡村的旅游市场。
但是，整体上来说，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市场隔离，阻碍了人才、土地和资本进入，从而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也阻碍了农民致富和乡村发展。这是为什么？
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城里创业赚了钱，在城市落户安家。这时，你想回乡投资，购买一大片土地规模化养殖或种植。这种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从制度上，你是无法实现的。乡村的土地是集体土地，落户城市的你失去了购地的资格。
过去，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如今这一土地制度边际效用在递减，集中在土地流动性问题上：
一是限制了土地资源的充分配置。
土地流动性受限，土地被碎片化，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大型农业机械难以派上用场。缺乏规模效应，农民也不愿意在土地上多投入，由于土地肥力递减，影响农业收入的增加。
反过来说，如果土地流动性问题被打破。有些人可能不愿意耕种，也不留在农村生活，他愿意将土地变现，如贷款或出售，以在城市购房或者作为创业本金。同时，一些愿意耕种的人接手，形成规模效应。这就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也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二是阻碍了资本、技术与人才进入农业，扎根农村。
农业是一个周期性长的风险行业，大规模经营，需要大资本投入“深耕细作”。如果土地产权流转受限，确权成本高，那么相当于放大了投资风险。
有人提出，土地承包制度也支持土地流转，不一定非得产权买卖。确实，在山东、湖南，我们都看到大量外地农民承包大片土地种植水稻和蔬菜。其中，一些形成规模效应，使用了大型农业机械。
但是，这种效益普遍都不高。比如，在湖南岳阳地区，河南人大量承包当地土地，但人均收入不高。反过来说，但凡效益高的承包种植，都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举个例子。在南方一个地区，当地农民掌握了一种水果的种植技术。近些年，他们主要收入来自种植技术的输出。他们到周边省份大规模承包当地的果园，然后采用他们的技术改造果园，果树产量迅速翻倍，质量也大幅提升。虽然产值规模扩大，但是由于水果质量提升，价格没有下降多少，避免了“谷贱伤农”。这个地区的农民通过种植技术输出致富。
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来自土地产权。由于土地无法购买只能承包，产权无法获得充分的保障，当地农民看到被承包的果园产量和收益翻倍，马上要求毁约，设置各种路障，强行收回果园。他们一次改造土地，肥力可以维持几年，投入资本不少。如果当地农民毁约，他们就血本无归，手上空有技术和资金都不敢投入，眼睁睁地看着果树亏本。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不是没有技术，没有资本，但是当地农民、承包农民和社会福利都受损，问题出在哪里？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没有形成一个充分的流动性市场。土地的流动性受限，技术、资本和人才进不了农业和农村。农业的进步、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了。所以，乡村的凋零与衰落，不是城市化的问题。只要城乡二元经济打通，城市与乡村可相得益彰。
近些年，高层在考虑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不是一定要私有化？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国有土地行不行，集体土地行不行？像新加坡的淡马锡、德国的大众汽车都是国有的，但是效益非常好。在自由市场中，个人产权是交易费用最低的制度。反过来说，国有产权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想要产生高效益，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极高的公共治理能力。
如果当地农民毁约，承包商可不可以告他，当然可以，但是交易费用很高。乡村治理问题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当地人依仗集体的力量可以有很多办法“搞”外地承包商。目前良莠不齐的乡村治理水平，难以支撑集体土地制度发挥效率。
我们需要警惕制度抬高交易费用。当年深圳尝试搞土拍，让城市国有土地开始流动。但是，单一的土地供应，大大提高了交易费用，集中反应在高房价上。在集体土地制度中，土地由本地农村集体控制，价格机制扭曲，同样大大抬高了交易费用。
土地个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形成更加高效的市场，但是否催生两个问题：一是农业安全，二是农民失去土地。
农村的土地，让资本、技术和人才进来，农业产值才能提升，农业技术才能提高。土地流转与守住耕地红线并不矛盾，只是会增加政府的管理难度。但这个管理成本的付出是有价值的。耕地红线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农业技术是根本保障。
关于农民的生存安全问题，是人们最为关心的。我想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让所有人建立“成人思维”，而不是婴儿思维。所谓成人思维，对自己的独立决策负责。个体的独立行为是人类文明的基石，独立行为包括自由决策，还包括对自由的后果负责。城市的房子是个人的，也可以交易，我们是否需要担心市民失去房子？交易房产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也必须为这个自由承担责任。中国农民到处奔跑闯荡，没人为他们兜底，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二是考虑到社会风险，可以分步骤推进，不动宅基地，先在耕地上推进改革。
其实，这两个问题并非改革考虑的关键，关键是土地征收成本问题。
总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启动自由市场，是农民增收的可靠逻辑。我们遵循这个逻辑，其实就是遵循经济规律。农村的市场障碍其实更大，下游的粮食收购，上游的化肥研发、种子研发、化肥进口，需要更加充分的竞争与流动。
如今，表面上看，农村大量农民有事干，但效率颇为低下，收入很难提升。农业技术水平越低，需要的劳动力就越多。但这不是充分就业，而是低效就业和隐性失业。如今，很多农民青年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城市安不了家，在农村就不了业（隐性失业）。
现在一些农民青年在搞直播、拍抖音、卖家乡特产，他们为什么干这类工作？除了他们具备一定的信息知识与技能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越过城乡市场的种种障碍。网络互联互通，无需资本进农村，不要购买半寸土地，不用太高的技术含量。但是，这条出路还是太窄。
农村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如何启动市场的问题。当年，农民进城打工和创业启动了城市自由市场。如今，该启动农村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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